在有些進入礦產資源的民營企業家眼里，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很多民營企業進軍資源領域是在2006至2007年間，當時的大背景是全球原料物料連續走強，現在經濟的急劇下滑讓他們不堪重負，“出售”已經成為最優選擇；而對于持續或者期望涉足能源的民營企業來說，這又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因為價格低廉。

　　一買一賣之間，民營企業在經濟變局之下的能力凸顯，如何掌握主動，成為很多企業家考慮的問題。

　　買礦、屯礦還是轉手？

　　是否受到地方政府歡迎是溫州商人投資買礦時會著重考慮的一個因素。

　　在經濟危機面前，長寧電器董事長邱國寧是一位悲觀主義者，他認為經濟趨勢已定，幾年內都不會好，目前還是應該“現金為王”。但對于礦產資源的看法，邱國寧卻不那么悲觀，他告訴《英才》記者，長寧電器有繼續投資的計劃，所選資源種類為螢石和有色金屬。

　　邱國寧目前在內蒙古錫林格勒盟持有一處螢石礦，此螢石礦是他在2006年收購的。當時因為天時、地利、人和全都具備——2006年的中國經濟正處于上升周期中，螢石生產的氫氟酸是制冷劑，市場很廣闊；而該礦位置離北京車程僅3個小時，就算自己投資建公路也很劃算。

　　“我去過貴州，那里的礦是‘雞窩礦’，其它各地我也考察過，投資環境不太好，政府不讓挖。而內蒙古、山西政府對開礦很支持，沒有什么限制。錫林格勒盟的太仆寺旗旗長親自到溫州進行項目推介。”邱國寧說，是否受到地方政府歡迎是溫州商人投資時會著重考慮的一個因素。相對于市場環境，政策環境同樣重要，溫州資本的進入迎合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回報的則是政策彈性。

　　當經濟危機來臨，邱國寧的螢石礦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該礦產能150萬噸/年，在經濟向好的時候，產量達到100萬噸/年，而現在的產量縮減到50萬噸/年左右。價格方面，原來1500-1600元/噸的礦石產品，現在價格為1100-1200元/噸。“價格低了我就不挖”，邱國寧說。

　　“為什么要賣掉呢？太陽東起西落再正常不過了，不能因為危機了就跑路。有別于其他傳統行業的是，礦產的屬性類似于房地產，放在那里又不會消失。”邱國寧的想法在溫州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例如“瘋狂的‘溫州炒煤團’，他們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礦，年產煤炭8000萬噸，占全省煤炭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

　　而現在山西有意轉手煤礦的人很多，出售意愿可以用“急迫”二字來形容，但一位正著手收購煤礦的人士表示，沒有一個溫州商人打算將手中的煤礦出售。據他了解，“2006-2007年，溫州商人手中的煤礦就已經賣得差不多了，繼續持有的也沒有出讓的打算。”

　　借力上市公司

　　在這個現金為王的時代，把礦產資源打包上市，是規避資金風險的一條途徑。

　　身為董事長的鄭永剛一直對杉杉控股進軍有色金屬和石油領域津津樂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服裝業開始走下坡路，我們也逃不掉，這個時候我們開始投資能源。現在服裝業又迎來了第二春，而能源也穩了。”

　　從2004年起，以投資控股運作為主體的杉杉開始實施“資源戰略”，收購了吉林省松原油田50％的股份。

　　2005年3月，哈爾濱松江銅業集團實行改制，在哈爾濱市產權交易中心掛牌，杉杉在競買中最終勝出。松江銅業以擁有和開采銅、鉬、鋅、鐵等為產業基礎，有職工4000多人，是黑龍江有色金屬行業的龍頭企業。

　　對于這一收購，鄭永剛很自信的對《英才》記者說：“我們上市公司投資是很有眼光的，沒有離開我們的總體決策。思路是從我這來的，我是實際控制人。我的話語權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我是控股股東。”

　　一系列收購鄭永剛均通過杉杉控股旗下上市公司中科英華（600110行情,愛股）進行，在這個現金為王的時代，把礦產資源打包上市，是規避資金風險的一條途徑。就像李占通對《英才》記者所說：“收購礦產資源，我們必須借助上市公司的力量。”

　　大通集團同樣是在2005至2006年間進入資源領域，現在礦產資源集中在湖北和內蒙古。李占通對于礦產資源的選擇依據是：“根據上市公司的需要。”大通集團旗下有上市公司大通燃氣（000593行情,愛股），李占通考慮最多的是如何把收購來的礦產資源放進上市公司的籃子里。

　　“先把我們的礦產資源整理一下，因為現在買到的礦很多都是好礦，我們希望能早點裝到上市公司里。”大通燃氣對此有具體的資本規劃，“今明兩年就會裝進去”。

　　降低上游門檻

　　政府應先對探礦權人給予一定的資金扶持，實行‘放水養魚’的政策。

　　疲軟的市場，經營不佳的礦產，再加上難以把控的上游開采，東方集團（600811行情,愛股）董事局主席張宏偉對此感觸頗深，作為新當選的全國政協十一屆委員會委員，在業已結束的兩會上，他遞交了《關于建議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 鼓勵、放開社會力量參與投入，擴大礦產源勘查力度的提案》。

　　張宏偉1994年就憑借礦產資源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第二位，由于涉足時間頗長，其對民營企業參與礦產資源的上游開采的難度感觸很深：在《礦產資源法》及實施細則中，許可證制度的許可條件不太合理，過于苛刻，而且申請、登記、審批手續過于繁瑣，涉及到許多部門。我國應降低門檻，實行開放性、鼓勵性的找礦制度，不應人為地把民營企業排除在外。

　　不僅如此，張宏偉還認為國內目前實行的先繳費后勘查的探礦權登記許可規定不合理。“探礦是一種效益可預見性很低的行為，投資風險非常大。我國作為一個礦產資源緊缺的發展中國家，不應該讓探礦權人先繳費后探礦。這樣做會大大增加探礦權人的投資風險。國家可以通過將探礦成果轉化到采礦許可上獲得收益。此外，政府應先對探礦權人給予一定的資金扶持，實行‘放水養魚’的政策。或者由國家收購探礦成果，給予探礦權人一定的經濟回報。”

　　和他感同身受的應該是那些民營石油企業。20世紀90年代，不少民營企業已經進入加油站、石油批發、煉油乃至石油開采領域，并在不少地方繁榮一時。但隨著1998年兩大石油集團的組建，國家政策為之一變。1999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于清理整頓小煉油廠和規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見》，將成品油的批發權全部集中到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大石油公司手中，并禁止煉油廠直接向零售商銷售成品油。自此，民營石油企業的命運急轉直下，進入了一個嚴酷的寒冬。

　　整頓之后，只有極少數的石油批發企業得以幸存，但條件是必須委身于中石油或者中石化，龍都即是一例。龔家龍所執掌的湖北天發集團則遲至2003年9月，才拿到據說是國內民營石油企業第一張獨立的批發牌照。

　　中石油和中石化寡頭壟斷的格局已成，幸存者的日子并不好過。成品油的實際批發價掌握在兩大集團手里，零售價掌握在國家手里，夾在中間的民營企業沒有太大騰挪空間。放開或者適當放開上游開采資源，成為拯救他們的唯一途徑。

　　“我國現行的《礦產資源法》及實施細則，已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有關礦產資源勘查的一些規定，存在不合理因素，應加以調整和修改，以進一步擴大礦產資源的勘查規模。”張宏偉對《英才》記者一再重復此話。